近年来美国明清史研究的若干动向

尽管有费正清等老一辈知名人物的努力，美国明清史研究的总体水平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还无法与日本或中国相比，但70年代中后期之后，第二代明清史学者已经成长起来，他们从材料到观点到解释模式都有新的突破，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就是对这一重大变化的总结。从这以后，美国的明清史研究开始与中国、日本鼎足而立。这种变化固然有美国内部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方法的影响。

从那时直到90年代末明清史学者的基本思路都是考虑此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几乎都在抨击“停滞论”，努力给予此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化以符合中国内部情况的解释，成果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与社会的各个领域，不胜枚举。中国也有多种译著出版或在刊物上介绍和评论，如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孔飞力的《叫魂》等等都有中文本。

这一时期的明清史研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越来越少有著述是把明朝或者清朝的建立作为起点的（当然如魏斐德的《洪业》这样的传统政治事件史除外），甚至也少有从鸦片战争开始来展开一个专题的。这说明王朝周期已经无法解释许多历史现象，而仅从外部因素考虑变化之始也显然是片面的。因此，从70年代末普遍采用帝国晚期（lateimperial）的说法，比较著名的如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约翰逊等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等。大约在80年代后期，一些人认为“帝国”一词过于强调一个时代中某种东西行将终结的感觉，而近年来的研究恰恰证明这个时代中充满了新的发展。此外，这个词只是对研究中国的学者有特别的意思，而很难为研究别国历史的人共同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强调明清新变化的学者开始频繁使用近（现）代早期（earlymodern）的概念，比如韩书瑞与罗斯基在《18世纪的中国社会》前言中写道：“18世纪是中国近（现）代早期中最富活力的时期之一。”到了近年，又有学者感到不满，认为这具有内在的目的论倾向，使人们去过分想象前近（现）代时期的近（现）代性，并把中国与西方进行类比。

正是在这样的讨论背景下，以美国学者为主，有中国内地、台湾和日本学者参与的“世界时间与中国时间中的清的形成”学术会议于1999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召开，目的是注意17世纪中国发生的变化对总体评价和概括16到18世纪的中国史和欧亚大陆史的关联性。同样，当中外明清史学者热衷于明代中叶开始发生的、虽经中断却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的种种新变化时，另一些学者却在思考明代前期的时代特征与性质。1997年，在加州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学者们认为应该把从宋经元到明前期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具有独特重要性的时段，否则就无法全面证明明中期以后变迁的划时段意义。

与上述宏观问题相比，我认为更应引起中国学者注意的是，以往明清史学者对东南沿海地区的高度重视，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思想、人物，近年有了相当的转移，转移到了他们所谓的内亚（InnerAsia）或者中国的中亚部分。对于明和清来说，它们面临的问题显然不同，但是明朝的历史无法脱离元朝和蒙古的影响去考虑；而对于清廷来说，这一地区的形势始终是决策的尺度之一：西藏、新疆、蒙古的问题在清朝受重视的程度远超历代，这一地域对于清代中国的影响也远超历代，因此，这必将使人们注意在欧亚大陆发展史上这个腹心地带的重大推动作用。在这里，它不仅是中国的边疆史，也是欧亚大陆腹心地带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明清中国、特别是清代中国在世界史上的意义才能凸显出来。